作者简介：周慧梅(1974-)，女，河南延津人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，教育学博士，副教授，主要从事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研究，北京 100875；郭雪敏(1992-)，女，河南安阳人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，硕士研究生，主要从事成人教育史研究，北京 100875

内容提要：当今时代，职业教育发展遭遇两难境界，一方面被赋予重大使命与热切期待；另一方面却面临“被淘汰者”补偿教育的现实，难以吸引优质生源。“成本—收益估算准则”是“背后看不到的手”，制度性变革成为职业教育领域最让人关心的问题。然而要调控这只“背后看不到的手”，制度变革绝非简单批判现存制度和设计替代制度即可完成，需要溯本清源，厘清本质，对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因素进行反思分析。

关 键 词：近代中国 职业教育 制度生成

基金项目：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“民国时期社会教育变迁的制度分析”(14JYC880119)；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“职业教育制度的经济学分析(1904-1949)”(SKZZY201404)

中图分类号：G71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9-413X(2016)05-0064-05

DOI:10.13763/j.cnki.jhebnu.ese.2016.05.011

教育制度研究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，并以解决教育宏观问题、促进教育决策科学化、提供教育政策有效性为旨归。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，我国政府对教育的管理逐步转向依靠统筹规划、方针政策、信息引导和监测评估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，教育政策从行政命令转向政策指导。教育制度的生成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，而是和当时的社会、政治和经济变革紧密相连，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概莫能外。如果我们对职业教育制度由来“雾里看花”，不了解曾经面临、今天还在反复面临的传统影响、文化惯习和现实制约，就无从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就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看，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角度的研究成果非常薄弱，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生成、制度化过程中“成本—收益估算”研究亟待深入。本研究从历史与传统文化入手，揭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制度生成与运行，厘清政府“行政力”的外在制度规定和传统影响而形成的习俗性内在制度之间的关系，以期能将职业教育制度创新得到进一步推进。

一、学界的相关研究及问题的提出

传统中国，在“德上艺下”观念的熏染下，职业教育发展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，“劝课农桑”是各级政府施政的主要内容，政府主持的“授庶民工艺之学”的职业教育长期奉行免费政策。而近代中国教育近代化变革对职业教育的作用，便是“癸卯学制”从政策上规定了职业教育的教育成本分担，至此之后，职业教育作为近代教育的重要一翼，其政策尽管几经变化，但其“教育成本分担”日趋固定并制度化。至此，“成本—收益估算”问题随之凸显，其表征便是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“发展怪圈”：一方面政府、社会精英大力呼吁并发展职业教育；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却一直处于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的局面。就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看，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高等教育、基础教育、成人教育等方面，时段聚焦于近30年；职业教育领域已基本认同“发展职业教育需要社会传统环境匹配”(史丹泽，2007年)，并就域外观念“移植”问题达成共识，尚没有就职业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方面的专题研究。

作为一门学科建制，职业教育产生于19世纪末的德国，20世纪20年代职业教育学科建制逐渐形成，一些知名大学开始设立硕士、博士点，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的两种模式：一是表现为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法国模式，一是劳动力和技能供给的德国模式；前者强调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，后者则凸显其经济功能。近代中国教育改革是在通过日本学习欧美的底色中起步的，“癸卯学制”将人们极力张扬的职业教育的力量用制度固化起来。民国肇基，在留日、留美学生的推波助澜下，职业教育作为“昭苏民生”、国家复兴的助力被广为宣传，以黄炎培为代表，职业教育社团——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，并推出《教育与职业》等杂志，职业教育制度建设步骤加快。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，3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高潮，一些高校开始开设“职业教育”相关课程，培养职业教育师资的专门院校出现，相应的学科建制开始进行，这个时期，黄炎培等人的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，庄泽宣的《社会教育通论》(1936年)用了很大篇幅来铺陈职业教育的“经济效果”，黄裳更是通过984份问卷来调查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前后的经济收入对比(1936年)。这些研究成果的共同特点，在抨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关系的同时，将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无限放大。

应该说，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的研究，作者大多是职业教育主要倡导者，不少是担任职业教育的行政官员。职业教育“昭苏民生”的经济功能被广为渲染，在拓展研究的范围、思路和强调研究的实证性方面，都为后代研究提供了不少优秀的范例，其中有些成果，直到现在还被相关的研究所征引，但同时，大多数的研究，“述而又作”的双重身份，要么将精力主要投放于宏观描述性的资料归纳，要么局限于对职业教育政策性宣传，影响了研究的深入。

作为一种学习方式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世纪70年代就大力倡导成人教育，并认为其从一个相对于正规教育的边缘位置，转入社会教育提供体系中的重要角色，而职业教育作为“学会生存”的最直接体现，受到大力提倡，并呼吁国家和个体从经济上予以重视(UNESCO，1977)；其下属组织OECD90年代以来，发布教育政策的连续性年度报告，对中国长期热衷移植德国、瑞典及丹麦“双元制”职业教育制度作了深入分析，认为中国社会必须完善整体范围内的社会、经济和政治条件，才能真正推动这种学徒式系统有效运行，经济在职业教育政策中的作用凸显(OECD，1998)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，由于多种原因，民国教育史研究处于沉寂状态，更遑论职业教育研究。近些年来，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升温，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也逐渐成为学术成长点，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李建兴《社会教育与国家建设》(台湾文学出版社印行，1985年)，将职业教育纳入社会教育领域，从国家建设层面对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予以探索。王炳照、阎国华主编的《中国教育思想通史》第7卷(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)对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思潮进行了深入研究。近些年来，陆续有青年学者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作为学位论文选题方向，有将职业教育被“昭苏民生”的生计教育之列(古小水，2002年)，有将职业补习教育单列出来，认为其对民国时期的城市发展有很大助力(汪光华，2006年)，有的从制度分析角度论及了职业教育制度的生成(孙玫璐，2008年)，有的从历史梳理了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(徐娜静，2009年)，近代中国的职业教育思潮(包括女子职业教育)亦持续着温度(白媛媛，2006年；丁倩，2007年；季剑，2008年；薛红肖，2010年；何莎，2011年；王玲玲，2012年)。

作为一种研究范式，Bourdieu的《教育、社会与文化再生产》、Boaters & Judos的《美国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》、Archer M.S.的Social Origins of Educational System及Kalians的《文凭社会》等，开创了建构取向的制度分析范式。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Mum.C.Tsang为代表，从经济学角度，开始对中国基础教育(特别是西部边远地区、少数民族地区)开展教育政策研究，认为作为教育改革政策的一项内容，中国正在把财政方面的责任由政府转移到学生和家庭身上，财政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对基础教育造成负面影响，对其政策进行经济学分析尤为重要(Tsang，M.C.，1987；Tsang，M.C.& Min，W.F.，1992)。其组织研究团队继而对中国高等教育、成人教育等政策进行了经济学分析(Xiao，J.& Tsang，M.C.，1994；2000)，引领并带动了国内外教育政策的经济学分析趋势，如中国高等教育(如“211”、“985”高校或省属院校)政策的经济学分析(高晞娟，2009；Fei，G.2014)，美国幼儿教育政策的经济学分析(Xin，G.2013)。